唐人街帮派年代被遗忘的囚徒

清晨6点，郑海光从纽约州奥辛宁的星星监狱（Sing sing Correctional Facility）狭窄的床铺上起身，耳边是狱警巡查的号令。这样的清晨，在他过去在纽约州的监狱里度过的30年里日复一日地上演。

在监狱中，时间的概念变得模糊。但2025年10月4日，对郑海光来说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他仔细地把白色短袖T恤塞进绿色的囚裤里，反复整理，确保自己看起来整洁得体。他有些兴奋——那天早上，纽约华人监狱事工（New York Chinese Prison Ministry）的志愿者将来探访他。这个宗教团体近三十年来定期探访郑海光和其他华人囚犯，见证了他们的转变，也一直为像他这样长期服刑的无证华人囚犯争取从宽处理。

“一些犯人在被释放前笑我傻。”59岁的郑海光坐在星星监狱会客室内，对纽约华人监狱事工团队的黄宝丽（Polly Wong，音译）说。他身子略微前倾靠住桌子，声音有些颤抖：“他们说如果当初我认罪，早就已经被放出去了。”他停顿了一下，眼睛低垂，好像在思考过往的人生片段。随后，郑海光抬起头说：“可是，我没有强奸那些人。”

在那天探访接近尾声时，郑海光向监狱里的摄影师点头示意，用英语问他是否可以为自己和黄宝丽拍一张合影。在过去三十年的铁窗生涯里，郑海光才一点点地学会了基础的英语——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技能，而他最初于1993年从中国偷渡到美国时，以及三年后站在法庭内面对12名陪审员为自己陈情时，几乎无法用这门语言与人交流。

自入狱第一天起，郑海光就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一件事上：为自己洗清罪名、争取重获自由。1995年，在他来美不到两年时，郑海光卷入一起与帮派相关案件，被指控协助绑架——他称自己是在欠下蛇头债务的情况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对方利用而卷入其中。最终，他因绑架、强奸及性侵等多项罪名被定罪，被判处84年零8个月至终身监禁。自1997年以来，郑海光多次提起上诉，质疑在庭审时未能获得有效的辩护，并申请对案件关键证据进行DNA检测，希望借此证明自己的清白。2013年，他还出版了一本近5万字的回忆录，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了自己的生平、对案情的回顾，并请求获得自由。

郑海光的案件并非个例。

纽约华人监狱事工估计，目前仍有至少20名华人在纽约州监狱中服刑，其中不少人因与上世纪90年代华人移民潮和有组织犯罪案件扯上关系而被判重刑，有的面临长达80多年的刑期。在当时严打帮派犯罪的政策背景下，一些人作为次要角色被卷入犯罪，却承受了与其角色不相称的严厉刑罚。许多人坚称自己并非罪案背后的主谋，而是背负偷渡债务、处境艰难的新移民，在胁迫、操控或欺骗下卷入犯罪。也有人坚持认为自己被定罪的罪名并不成立，所承受的惩罚远超其实际罪责。

倡导者指出，这些判决还受到一些其他因素影响，而这些因素往往在庭审记录中并未体现出来。例如被告英语能力有限、存在文化差异，以及对美国司法体系理解不足。而在后果严重的刑事审判中，这些差距往往足以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轨迹。

纽约市立大学法学院教授、“重审项目（Second Look Project）”创始人兼联合主任泽德曼（Steven Zeidman，音译）说：“这是一个无证华人移民在他们几乎无法理解的刑事司法体系中被仓促审判的危机。这个复杂体系对几乎任何人来说都难以理解，结果却使他们被判以极其漫长且不合理的刑期。”

这些案件发生在一个政治氛围高度紧张的时期，当时对中国偷渡网络的审查日益严格。暴力帮派经营着庞大的绑架网络，常常招募新到美国的移民充当小喽啰。倡导者认为，一些至今仍在服刑的人，只是这个地下经济体系中的“棋子”，是更大规模犯罪网络中可被牺牲的底层角色，而三十年后，他们几乎已被社会遗忘。

尽管当年部分涉案头目已陆续获释，这些人却仍在狱中度过漫长岁月。如今，在服刑数十年后，他们提出一个看似简单的请求：允许他们返回中国，获得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他们呼吁纽约州州长霍楚（Kathy Hochul，音译）为他们减刑，他们说在经历数十年的牢狱生活改过自新后，他们只希望能够回家。

背井离乡

_{郑海光旧照，摄于他抵达美国之前，地点是北京的长城。图片由陈月仙提供。摄影：Shuran Huang for Documented。}

上世纪80年代，包括福建省会城市福州市在内的一些城市因为改革开放政策下新兴产业的发展与外资注入而逐渐步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但周边乡镇却难以同步受益，农民和受教育程度有限的人群发觉他们处于这波时代红利的边缘。

那时，郑海光务农的父亲一年的收入约为五六百元，折合当时约110美元，勉强维持一家生计。与此同时，一些早年赴美的同乡们在大洋彼岸勤劳致富的故事渐渐传到了村民们的耳朵里——在纽约中餐馆一个月的收入大约700美金，是农民一年收入的六七倍。移民就改变命运的叙事在邻居家收到的汇款单、新添置的家电或是镇里破旧街道旁拔地而起的新水泥房里变得具象化起来，让“出国”逐渐成为摆脱贫困的现实路径，也成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我的家乡在二三十年前那个时代非常穷困，大家都向往美国的生活。”郑海光在他的回忆录《还我自由》一书中写道。“从亭江到绾头镇一带，每个村庄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年轻男子，甚至以偷渡美国为终生目标，这在我们家乡已蔚为一股风气。“他回忆说，如果那时家中没有人在国外务工，”好像就低人一等“。

移民研究学者常将这种现象称为“相对剥夺感”，即推动人们迁移的动力，并不完全来自绝对贫困，而更多源于对不平等的感知以及对其他地方存在的机会的认知。作家基夫（Patrick Radden Keefe，音译）在其纪实作品《蛇头：唐人街地下世界与美国梦史诗》中描述了这一现象。该书讲述了上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人口走私网络的发展，当时的移民潮既受到经济需求驱动，也深受个人抱负和与周围环境比较的影响。

到上世纪90年代初，通过非正规途径从中国赴美的移民数量迅速上升，其中以福建省为主要输出地。美国人口普查局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1992年6月抵达美国的中国无证移民数量达到高峰，当月约有8000人抵达；同年下半年，每月约有2500名中国无证移民进入美国。郑海光正是这股福建移民潮中的一员，怀揣对另一种生活的期待，踏上追寻“美国梦”的道路。

伴随着20世纪末大量移民涌入美国而来的是人口走私产业的迅速扩张，俗称“蛇头”。这一术语的起源并不十分明确，但通常指那些组织并资助非法赴美移民的中介者，他们往往与帮派合作运作。

郑海光告诉纽约移民记事网，他正是在“蛇头”的帮助下抵达美国，并同意支付3万美元的偷渡费用。在长达一年多的行程中，他辗转包括缅甸、泰国和菲律宾在内的多个国家，期间遭遇或目睹过抢劫、勒索和严重疾病。他回忆说，有两名同行者在途中死于原因不明的恶疾，一人死在缅甸，另一人葬身在泰国。郑海光回忆起其中一人的死亡时，眼泛泪光：“他躺在我怀里，脸都紫了。”

一年多以后，郑海光才抵达美国。在圣地亚哥移民拘留中心被短暂关押并获保释后，他登上了飞往纽约的航班。郑海光的书中提到，当时常见的情况是，偷渡者们通常在出发前会缴纳一小笔钱给蛇头作为首付。当他们抵达美国后，蛇头会派人到机场接机并关押偷渡者，确保他们偿还剩下的钱。

但当郑海光抵达拉瓜迪亚机场时，并没有人来接他。后来他才得知，负责接他的蛇头去了肯尼迪国际机场。对纽约几乎一无所知、英语能力极为有限的他，只能拦下一辆出租车，说出了他知道的为数不多的一个单词：“Chinatown（唐人街）”。在唐人街，他遇到了同乡，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在布朗士中餐馆送外卖的工作。他向亲友借了1.8万美元偿还了部分偷渡债务，计划再通过打工偿还剩余的1.2万美元。

送外卖的工作虽辛苦，但郑海光却感到在美国最初的那段时光充满希望。他在工作的餐厅遇到了他视为一生挚爱的女孩“云”。两人憧憬着共同努力，有朝一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然而，这种乐观很快被现实击碎。短短几个月内，郑海光在送外卖途中两次遭遇暴力抢劫。出于安全考虑，也在云的劝说下，他辞去了这份工作，来到唐人街职业介绍所寻找治安更好的地区的工作机会。

“我暗暗下决心，要更努力奋斗，在这民主法治的国度，和云养儿育女建立一个温暖的家！”郑海光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了合法的身份后，可以光明正大地帮家乡的老父老母姐姐办移民，家人再不必像我那样冒生命的危险偷渡了！”

但有一天，他说，当他走出唐人街职业介绍所时，被前来帮蛇头催债的唐人街帮派分子围住，并被绑架到皇后区的一间地下室关押，遭到殴打。对方告诉他，如果两天内不还清剩余的偷渡债务，就会把他塞进垃圾袋，扔进东河。

郑海光随后给几位同乡打电话求助，在他们的调解下，郑海光的债务被转给了另一个黑帮小头目“阿广（Ah Guang，法庭文件中也写作‘Ah Guan’）”，郑海光随后被安排在皇后区一家二手车行做杂工，以工抵债。

也正是从那时，他的美国梦开始破灭。

“现在唐人街安静多了”

郑海光初到纽约时所见的唐人街，与如今的样貌已大相径庭。他记忆中的宰也街（Doyers Street）曾被称为“死亡三角”，帮派分子常在那条急转弯的小巷里伏击对手。而如今，这里已成为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地标性街区，色彩鲜艳，遍布时尚的地下酒吧、奶茶店和咖啡馆。然而，随着帮派暴力的销声匿迹，这个社区正面临一种新的、无形的压力：贵族化正逐步挤压当地居民的生存空间。在过去十年中，唐人街的亚裔人口减少了超过20%，非亚裔居民如今已占多数。

罗格斯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陈国霖（Ko-lin Chin）长期研究华人有组织犯罪和人口走私问题。他表示，过去几十年间，唐人街发生了巨大变化。“80年末90年初, 基本上唐人街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枪战, 打打杀杀很厉害。”陈国霖回忆道。

他仍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带从温哥华第一次来纽约的父亲游览唐人街时，两人走在东百老汇街夹市场街转角处，突然间就听见“砰砰砰砰”的枪响，“就有一个人就倒在那里了, 那还是大白天。”陈国霖回忆说。他父亲当时很震惊，“他说，哇，你们纽约怎么这样子啊, 又脏又乱又吵。”第二天，陈国霖在家看中文报纸，才知道枪击案与华人帮派经营的赌档有关。“那个时候, 走在路上你就会看到帮派分子就站在马路边盯着你看, 现在去唐人街看不到这样的情况了,  现在唐人街安静多了。”

_{20世纪80至90年代纽约唐人街的档案照片。摄影：Corky Lee / www.corkylee.org}

然而在90年代初，一系列备受关注的案件以及社会对移民态度的变化，促使执法部门加大对华人黑帮的执法力度。1993年，一艘载有286名中国无证移民的货船“金色冒险号”在皇后区外海搁浅，为逃避执法人员，10人在跳入冰冷的海水中后死亡。这一事件引发全国范围内对中国移民问题的高度关注。再加上庇护申请数量上升、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引发轰动的刑事案件，公众对移民的态度趋于强硬。当时移民官员警告称，虚假庇护申请正在削弱边境管控。

与此同时，与偷渡债务相关的绑架行为也在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蛇头通常在偷渡客抵达后放人，相信其家人会在之后偿还偷渡费用。但随着90年代初移民数量激增，蛇头开始将人扣押在“安全屋”中，由打手看守，直到债务偿清。随着移民执法力度加大以及部分移民拒绝支付费用，绑架逐渐从安全屋扩展到街头，目标不仅包括无证移民，有时甚至包括被误认为是偷渡客的有合法身份的华人。

到1995年，也就是郑海光卷入绑架案的那一年，与偷渡费相关的绑架问题达到高峰。那一年8月，38岁的华人制衣工人高丽钦在皇后区被飞龙帮成员绑架，绑匪试图向其在中国的家人勒索赎金。由于担心警方介入，绑匪最后将其残忍杀害，这起案件成为重大联邦案件，也是纽约州1995年恢复死刑法后布鲁克林最早的一批起诉案件之一。相关数据也反映了当时的大环境：1994年纽约市共发生60起绑架案，其中一半以上涉及亚裔受害者。

陈国霖指出，由于绑架无证移民索要赎金偿还偷渡费的情况很猖獗，令许多有合法身份的中国移民到达机场时都胆战心惊。“有的时候蛇头要接的人被别的蛇头抢先，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甚至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的福建移民也会被绑。”陈国霖说，当时高丽钦的案子很轰动，在那样的一个大环境和气氛之下, 绑架案参与者被判重刑并不令人惊讶，“可能是因为刚好那个年代, 那个时候发生了几个重大的案子, 公众都很关心这个问题。然后郑海光被抓的时候, 法庭也不管你是不是小喽啰, 它就给你重判了。”

陈国霖表示，当时，联邦检察官也越来越多地在处理相关案件时运用《反敲诈勒索与腐败组织法》（RICO法案）这套法律框架最初用于打击意大利黑手党，使当局能够以广泛的帮派共谋罪起诉涉案人员，并判处长期刑罚。1996年，时任总统克林顿签署《非法移民改革和移民责任法》，进一步加重了对移民的处罚，并为当今的移民执法和遣返体系奠定了基础。

曾采访过300多名通过走私网络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的陈国霖提醒称，人们不应对无证移民一概而论。他表示，大多数无证移民其实谨慎守法，一心只想努力工作挣钱，“因为他们不是免费来到美国, 他们来都是要付一笔很大的钱, 而且大部分都是借来的…那些偷渡客每一个人来到这里, 都是提心吊胆的, 就是不要去惹事。”陈国霖相信，卷入帮派罪案的新移民往往都在其中扮演并不重要的角色，“因为不可能他们突然间就变帮派老大, 要做老大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他还指出，美国的社会体制令这些人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对美国法律体系不熟悉、语言障碍、贫困，以及依赖资源紧张的公设辩护律师。许多移民并不知道可以通过认罪协商减轻刑罚，而是在法庭上坚称无罪，结果在定罪后往往面临更重的判决。“这不仅仅是肤色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钱的问题。”陈国霖说。“你如果有钱, 哪怕是很严重的罪, 如果说能够请到最好的律师帮你辩护, 很可能你都会赢。”

错综复杂的案件

从案件伊始，郑海光对事件的描述就与检方说法存在明显分歧。他回忆称，1995年3月31日晚，准备下班的他接到帮派头目“阿广”的电话，对方称自己的车坏了，要他帮忙到肯尼迪国际机场接一位朋友。郑海光说，他当晚约9点抵达机场，本以为只是帮个小忙。但根据庭审记录，检方称郑海光开车载着阿广抵达机场后，在返回途中于机场外持枪拦截一辆林肯电召车，劫持了三名华人移民：一名男子、其妹妹及妻子。

郑海光则表示，自己并不知道将发生绑架，是被阿广欺骗、之后被迫参与。他称抵达机场后，等在那里的阿广上车要求他追上前方一辆林肯电召车。随后阿广下车，带着一男两女返回车上，并命令郑海光驾车离开。

检方称，绑匪很快意识到绑错了人，在车辆经过布鲁克林时释放了男性受害者，而两名女性被带至法拉盛一处住宅的地下室。检方称该处为郑海光的住址，但郑海光予以否认。郑海光对纽约移民记事网表示，他驾车前往法拉盛途中虽察觉有异常，但不敢多问，只希望不要惹麻烦。抵达法拉盛一处住宅后，阿广称抓错人，却仍命令他联系女性人质的家属索要赎金。郑海光表示，在那一刻，他才完全意识到自己卷入了一起绑架案。

在回忆录及庭审证词中，郑海光称自己曾迟疑并询问阿广究竟发生了什么，但遭阿广持枪威胁。阿广警告若郑海光若不配合，其在中国的家人可能受到伤害，同时提醒他仍背负偷渡债务。郑海光说，当时还有阿广的同伙专门看守他，确保其执行指令。

检方表示，两名女性人质被关押至4月2日午夜左右，其家属接到索要赎金的电话。警方监听了这些电话并认定为郑海光所拨打，赎金金额从最初的2万美元降至1.5万美元。检方称，郑海光在通话中曾说：“时间不多了，你们最好快一点，不然我会把她们卖了或埋掉”，并警告“最好放聪明点，不要报警，如果后果自负”。（通话内容翻译自英文庭审原文件）

检方还称，在另一通电话中，郑海光指示人质家属乘出租车到唐人街交付赎金。郑海光解释说，建议打车是为了提醒对方携带现金存在被抢风险。他还表示，庭审中播放的录音中，部分声音听起来并不像自己。

两名女性受害者在庭审时作证称，她们在被关押期间遭到性侵和强奸。但其中一人在庭上未能指认郑海光为施害者。郑海光自被捕以来一直否认强奸指控。他在接受纽约移民记事网采访时称，关键辩方证人未被传唤，检方也从未进行DNA检测。

1995年4月2日凌晨，郑海光在将两名女性人质送回家途中被捕。检方认为他在案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庭审中，皇后区助理检察官凯斯勒（Scott Kessler，音译）向陪审团表示证据确凿，称郑海光“当场被抓”，既被监听到索要赎金，也被目击带着人质走出房屋。

郑海光则称，他在被捕后向调查人员说明自己是受阿广指使行事，并否认性侵，但这些陈述未被记录在口供中。他还表示，警方让他签署一份自己无法阅读的英文笔录。记录口供的警探则称，已将英文内容口头翻译成中文给郑海光听后才让其签字。郑海光还称在讯问过程中遭到殴打和侮辱，但这些指控未改变案件结果。

郑海光案件的庭审仅持续不到两周。陪审团裁定郑海光多项罪名成立，包括绑架和强奸。2000年，其中一项一级性虐待罪被撤销，但整体刑期仍维持原判：84年8个月至终身监禁。

与此同时，郑海光同案的另一名被告选择承认两项一级强奸罪，被判每项强奸罪服刑8年4个月至25年、每项绑架罪服刑15年至终身，数罪并罚。该同案犯在服刑22年后于2018年7月获释。

对检方而言，这是一起证据充分的暴力绑架强奸案；但对郑海光来说，那是一个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的夜晚——他称原本以为只是帮忙，没想到最终换来的却可能是终身监禁的刑罚。

“听到这样的结果，我犹如被五雷轰顶！”郑海光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是安分守己没有任何前科的良民，只因欠了蛇头偷渡费未能及时还清，而被迫以工偿债；又在枪管的胁迫下打了几个联络电话……竟遭到如此重判！其他真正有犯行的人却都因为获得交保而逍遥法外！我绝不能接受这样的判决！”

而这样的想法令他在法官宣读判决前发生了一段他认为对他更加不利的对话。在被定罪后，他曾询问法官陪审团是否能解释裁决依据。根据庭审记录，审理此案的法官卡茨（Stanley B. Katz，音译）回答道：“陪审团无需作出解释。”郑海光随后表示感到懊悔，称在法官的建议下，他在庭上的发言有所保留，未能完整讲述自己的经历。法官对他表示感谢后宣读了相关判决。

根据庭审记录，卡茨法官在宣布对郑海光的多项罪名执行最高刑期并连续执行时，将该案描述为“极其骇人”，并强调郑海光承认参与绑架且“缺乏悔意”。法官表示：“他自己甚至都说了，仍坚持认为自己不应被判有罪。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我们必须加以遏制。”

纽约市立大学“重审项目”联合主任泽德曼将这一现象称为“真正的危机”，认为司法系统需要对类似的案件广泛地进行重新审视。他说：“大量中国籍囚犯在服‘变相终身监禁’的刑期，这值得有人从宏观层面认真审视。”

泽德曼指出，仅在距离星星监狱约38英里的、安全级别最高的格林黑文监狱（Green Haven Correctional Facility），就有约20名中国男性囚犯面临从40年至75年不等的刑期，“而这还只是一个监狱，肯定还有更多人。”

他认为，如果当时这些被告对法律有更充分的理解和获得更有力的辩护，一些人或许不会被定罪，或会面临较轻的指控；而现有判决与罪行的严重程度并不相符，“这些判刑极其严厉，对于许多人而言，它们彻底断绝了任何承认悔意、获得救赎及实现改变的可能。”

泽德曼还表示，许多华人囚犯涉及的案件从一开始就笼罩在偏见之中，他怀疑这些被告是否真正理解审判过程，是否在法官、检察官乃至量刑阶段获得公平对待。他说：“他们是在一种带有偏见的氛围中被逮捕和起诉的。我不断想到的就是这个词——偏见，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多极端严厉的刑期。”

去年5月，纽约华人监狱事工志愿者团队发起“让他们回家”（Let Them Go Home）的倡议，呼吁公众签署请愿书，支持允许长期服刑的中国囚犯自愿被遣返回国。该组织还致信纽约州长霍楚，请求对已服刑25年以上、愿意回中国的囚犯行使行政特赦权，减轻他们的刑期。霍楚曾表示有意扩大纽约被监禁者减刑的机会，作为推动更广泛的监狱改革的部分举措。

信中写道：“这些中国囚犯迫切希望尽一切努力回到家乡，希望在父母离世前与他们再见一面。他们的父母大多已超过80岁，有的甚至90岁、95岁，与他们的儿子分别至少三十载，他们等不起了。”

在特朗普政府强调遣返有犯罪记录的无证移民、纽约州民主党人推动减少监禁人口的刑事司法改革背景下，该组织认为，允许自愿遣返既合理也具有人道意义。

霍楚办公室发言人对纽约移民记事网表示，州长办公室不会对正在审理中的赦免申请发表评论，但强调：“霍楚州长致力于确保赦免程序公平、审慎，每一份申请都会根据个案情况进行评估。”

虔诚的探访者

52岁的卢扬豪是格林黑文监狱众多服刑期极长的华人囚犯之一。他因参与1995年的一起绑架案被判75年至终身监禁。和郑海光一样，卢扬豪也表示自己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被定罪。目前，他正通过“重审项目”获得法律援助。

被判刑后不久，卢扬豪曾写信给纽约播恩传播中心（Boon Christian Broadcasting Center）的杨洪鸿骧，在信中讲述自己的处境，并急切寻求狱外支持，希望证明清白、在绝望中找到出路。这封信让杨洪鸿骧意识到，在美国监狱中的华人囚犯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群体，他们常常因语言障碍、移民身份以及与家人相隔遥远而处于孤立状态。1999年，她创立了纽约华人监狱事工。近三十年来，该事工的华人基督徒志愿者走访了纽约州包括星星监狱和格林黑文监狱在内的八所监狱，为100多名华裔在押人员提供牧灵探访、书信往来及支持，其中就包括卢扬豪和郑海光。

被纽约华人监狱事工志愿者们亲切地称为“杨妈妈”的杨洪鸿骧于2022年去世，来自长岛丰盛生命教会（Long Island Abundant Life Church）的牧师陈家尧（Gary Chin）接手该组织，延续杨妈妈的使命。陈家尧每周探访四所监狱，主持五场英文礼拜、三场西班牙语礼拜，并带领一场中文查经。

作为纽约州监狱系统注册的志愿牧师，出于利益冲突规定，陈家尧不能与个别囚犯进行一对一探访。因此，他更多担任纽约华人监狱事工司机的角色，负责接送团队成员前往全州各地的监狱，而具体的探访工作通常由志愿者黄宝丽带领。

2025年6月的一个清晨，天刚破晓，陈家尧驾驶一辆白色面包车与四名志愿者从法拉盛出发，前往约两小时车程外的格林黑文监狱，计划探访包括卢扬豪在内的三名华裔囚犯。

探访这类最高安全级别监狱的流程严格且耗时。为了避免排队耽误探视时间，团队通常提前出发，有来自布鲁克林的志愿者甚至凌晨4点就起床。在格林黑文监狱上午8点探视时间开始不久前，陈家尧的车抵达监狱停车场，门口已有二十多人排队等候。

“还不错，我们到的算早的。”一行的志愿者杨基斯蒂（Christy Yeung，音译）边说着边和其他人小跑着来到门前的队尾。队伍缓慢地移动着：填表、出示身份证件、寄存手机等物品、安检。等到杨基斯蒂终于在会见室见到卢扬豪时，已经过去将近三个小时。

戴着眼镜、说话轻声细语的卢扬豪，看起来更像一位斯文的文员，难以与绑匪画上等号。他笑着解释说，自己是进了监狱后才戴起了眼镜，在狱中近30年，为了研究自己的案件和相关法律，他靠着中英文字典学习，竟掌握了繁体字和基本的英语词汇。

对于在美国没有直系亲属的卢扬豪来说，纽约华人监狱事工成为他与外界联系的重要桥梁，也是重要的情感支柱。该组织创办人杨妈妈生前与他通信数百封，鼓励他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约两小时后，探访结束。卢扬豪询问杨基斯蒂是否可以一起拍一张拍立得照片留念。在曼哈顿天际线的背景下，身穿深褐色T恤的卢扬豪笑容腼腆。临别时，他轻轻挥手：“谢谢你们来看我。”

在监狱外的停车场，陈家尧的车已在等候探访归来的志愿者们。今年67岁的他，对这些华人移民囚犯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视角，因为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在接受纽约移民记事网采访时说，自己曾经在少年时与唐人街“洪门（Chinese Freemasons）”的青年们混迹在一起，这些组织有时与帮派存在交集。

陈家尧1967年从澳门移民来美。由于他的父亲最初无法离开中国，他的母亲独自在纽约抚养四个孩子。作为长子，他12岁起便在皇后区一家餐馆做洗碗工，夏天每天工作长达15小时。当同龄人享受假期时，他却在闷热的厨房中劳作，这段经历让他一度对在餐馆工作心生厌倦。

1975年父亲来美与他们团聚后，陈家尧辞去餐馆的工作，开始在其他地方寻找归属感。而唐人街的街头组织曾一度让他有了这种归属感。

陈家尧在早前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我那时就是和一帮人混在一起玩，我知道他们是黑帮成员。他们邀请我加入帮派，我拒绝了，但这并不重要。当我和他们在一起时，其他帮派向他们开枪，我也会被波及。后来我也就加入了唐人街帮派。”

陈家尧说，他从未参与毒品交易或街头暴力。1989年，当他的一些同伴被捕时，他没有选择逃跑。那时他已经成家，有两个孩子。

“没有人出卖我，我躲过了一劫。我觉得那是上帝给我的一个警告。”陈家尧坐在停在格林黑文监狱外的车里回忆道。从那以后，他开始改过自新。“我感觉这是上帝在召唤我去监狱服事那些囚犯。我能和他们产生共鸣，因为我曾经也在帮派里，曾经也是‘黑社会’的一员。”

相似的轨迹

卢扬豪的人生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与郑海光如出一辙。他对纽约移民记事网表示，自己出生于福建长乐一个贫苦农家。1988年，年仅15岁的他在蛇头的帮助下离开中国，带着父母对他出国改变命运的期望踏上赴美的旅程。

这段旅程充满荆棘。他曾耗费数月在缅甸内战地区翻山越岭，有时靠野草和野果充饥，最终抵达泰国。由于家人无法在美国找到担保人来承担超过3万美元的偷渡费用，卢扬豪说他在泰国被蛇头关押在一间小屋中长达九个月。在此期间，他遭到看守多次性侵和殴打。

1990年，终于抵达纽约的卢扬豪本以为苦尽甘来，“没想到，等待我的却是另一场噩梦。”卢扬豪回忆说。因家人筹不齐偷渡费，他被卖给长岛一家中餐厅以工还债，被迫以五年无薪劳动抵债。他每天工作14小时、全年无休，还要忍受老板的言语和身体虐待。他记得有一次，对方甚至将滚烫的食用油泼向他。

两年半后，无法忍受这种生活的卢扬豪逃离了餐馆。无处可去、又担心遭到报复的他，经由同乡介绍加入了当地华人帮派，包括“鬼影帮”和“飞龙帮”，试图寻求保护与归属感。但迎接他的却是另一种胁迫与暴力。卢扬豪回忆，加入帮派后不久，他曾拒绝参与一次抢劫，随即被一名黑帮头目用刀尖扎手背，“他威胁我是（不）要命还是听命。”卢扬豪回忆说。“我在喊叫中屈服，从那次起，我都不敢抗命。”

1997年，检方以卢扬豪参与1995年布鲁克林日落公园一宗绑架案为由对其提起指控。根据法庭文件，卢扬豪与另外三名持枪男子闯入一处公寓，抢走财物并绑架了一名男子和一名孕妇。检方称，两名人质被铐在一起关在壁橱中长达两周，用于勒索赎金。检方称，该孕妇曾被刺伤，并遭包括卢扬豪在内的两名绑匪多次性侵。

卢扬豪对这一说法提出异议。他表示自己仅参与了进入公寓和后续转移人质的环节，否认实施任何性侵行为。尽管针对他的性侵和强奸指控后来被撤销，陪审团仍认定他三项一级绑架罪成立，并判处75年至终身监禁。

和郑海光一样，卢扬豪当年在庭审中选择不认罪。这一决定他如今归因于自身的无知、对美国法律有限的认知、语言障碍以及听取了不当建议。“我当时年纪很小，很天真。”卢扬豪回忆说，当时24岁的他以为绑架案只是为了谋财，而非害命，并未意识到美国法律对绑架罪的严厉程度。他还提到，父母曾在中国求一位“仙君”指点，对方建议他不要认罪，称他最终会获释。对于几乎不了解美国法律体系的卢扬豪和家人来说，这样的“指点”仿佛带有某种神谕性质。“那个仙君甚至说，12个陪审员中会有11个判我无罪。”卢扬豪回忆说。正是这些听起来有模有样的细节让他深信不疑，最终却换来远超预期的重刑。

“我们虽然不是死刑，但跟死刑差不多；虽然不是无期徒刑，但与无期徒刑没分别。”卢扬豪说。在过去近三十年里，卢扬豪一直都渴望重见天日，但虽然进行过上诉，也写过求助信，最终都石沉大海。

与纽约播恩传播中心联系的另一位华人囚犯卢统凤在一封写给该中心的见证分享里，则讲述了另一个相对不同，但某种程度上更加令人感到震惊的故事。

卢统凤同样来自福建长乐的贫困农村家庭，以无证移民身份来到美国。根据新闻报道，他因涉及1995年一起案件被控绑架、强奸及非法持有武器。该案中，两名华人移民受害者曾被关押在布鲁克林一处地下室衣橱中长达13天。但在给纽约播恩传播中心的信中，卢统凤讲述了截然不同的版本。

他写到，1995年8月8日凌晨，他正在曼哈顿一处租住公寓中熟睡时，警方突然闯入将其逮捕。信中说：“突然来了四名警察逮捕我，没有说中国话的翻译员，也没有任何逮捕令，只凭着一张复印的租车收据单。上面的姓名、地址与我当时身上的信用卡和驾照相同，但租车单据上不是我签的名，根本我也没有租车。但是，就这样我被纽约巿曼哈顿的警察逮捕了。”

卢统凤说，自己最终被判两项一级绑架罪，每项被处以15年至终身监禁，并且刑期连续执行。他在信中写道：“因为控告我绑架了两个人质，其实我什么事都没做。”他还说，自己在案件审理前从没有见过受害人，受害人出庭作证时也没有指认他。

2025年8月，在服刑28年后，卢统凤获释。但不久后即被移交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拘押并遣返回中国，他当时已经67岁。

每个人都应得到第二次机会

与卢扬豪相识多年的陈家尧表示，这些年里他看到了对方的逐渐转变。他说：“人们需要明白，他们很多人在非常年轻的时候犯下了错误，当时没有父母在身边引导他们。他们并不是坏人。像卢扬豪，他并没有杀人。如果人们了解他们经历过什么，会愿意给他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我自己也曾是帮派成员、黑帮中人，但我改变了，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帮助他人改变。”

华人监狱事工志愿者团队表示，多年来，他们见证了许多服刑人员在个人层面的显著变化。该组织在致州长霍楚的信中写到：“他们不仅对过去导致自己犯罪、伤害无辜的错误决定深感悔恨，也在漫长的服刑岁月中努力成长，如今已成为成熟、正直、有责任感的人。有些人甚至在学业和社区服务方面表现出色。”

根据纽约移民记事网获取的监狱纪律记录，郑海光自2014年以来未再有违规记录，卢扬豪自2005年以来也保持良好记录。2010年，郑海光还将自己一个月的监狱工作收入一共30美元捐给四川地震灾区。曾审阅两人监狱纪律记录的前纽约市警警官刘家和（Michael Lau）表示，对于已服刑近30年的囚犯而言，郑海光和卢扬豪过去的一些二级和三级违规记录总体来说程度属于轻微级别。

“刚进监狱时，我整个人是迷失的。”郑海光回忆道。

他说，早年的监狱生活充满了绝望、愤怒、困惑与孤独。由于英语能力有限，加之当时在美国没有直系亲属，他难以与其他族裔的囚犯或狱警沟通。孤立无援、且为少数族裔的他，很容易成为被针对的对象。

他在夜里常常辗转反侧，反复回想庭审过程，对自己认为不公的判决感到困惑，试图厘清来到美国后发生的一切。一次次上诉失败让他的挫败感不断加深。“那时候，我几乎破罐子破摔，，如果有人找我打架，要打就打。”他说。

他说，转折点出现在母亲和妹妹来到美国探望他之后。差不多同一时期，华人监狱事工的志愿者们也开始与他接触，向他讲述圣经故事。其中一位他记得叫“多多姐”的志愿者告诉他，如果他用暴力回应冲突，那他与自己厌恶的人并无区别。“你怎么回应、怎么与人沟通非常重要。”郑海光回忆多多姐对他说。“你的语气和态度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从那以后，他说自己不再与人争吵，更不会动手。

随着时间推移，郑海光开始帮助新入狱的华人囚犯适应监狱生活，向他们解释一些“潜规则”，提醒他们避免自己曾经踩过的坑，希望他们不要重蹈覆辙。“我很感激，上帝和其他人依然关心和爱像我这样的囚犯。”他说。

“重审项目”的泽德曼目前正在为卢扬豪提供法律援助。他解释说，被下达递解令的囚犯在服刑过半后，可以申请“仅限遣返的有条件提前假释（Early Conditional Parole for Deportation Only）”，但许多人因罪名严重（例如一级绑架等A-I类重罪）被排除在外。对于刑期超过75年的人来说，这意味着至少要等待37年以上才有资格申请。

他说，重审项目多年来一直在为刑期过长的囚犯提交减刑申请。泽德曼说：“在我看来，州长拥有这样的权力，但使用得太少了。”他指出过去15年里，纽约州仅有大约60名囚犯的减刑申请获批。泽德曼表示，当他为囚犯呼吁减刑时，常听到有人说“罪犯就该受到惩罚”。他说：“我的回应是，我们是否应该为悔过与改变留出空间，来重新审视这些刑罚？还是直接盖棺定论，说你的人生就此结束？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在某个时刻允许改变与成长的可能，并重新审视判决，我们的社会会变得更好。”

代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部分地区、并担任州参议院犯罪与惩教委员会主席的州参议员萨拉扎尔（Julia Salazar，音译）表示，纽约有数以千计的人正在服不必要的长期刑罚，而这些刑罚并未对提升公共安全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她批评过去的量刑法律对少数族裔构成不成比例的严重影响，并呼吁推动“重审法案（Second Look Act）”等改革，让法官有机会重新评估不公或过长的刑期。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并不保证囚犯能获得释放，而是对不公情形进行再次审视。纽约所有符合条件的在押人员，包括无证华人移民，都应获得这样的机会。”

回顾过去，郑海光表示，他对绑架案中受到伤害的人深感愧疚。“我想向他们道歉，尽管绑架并非我的本意，但如果不是我开车接送他们，他们也不会经历后面发生的事情。”

“让他们回家”

去年10月的一个下午，在四名华人监狱事工的志愿者探访完郑海光和其他几名星星监狱的华人囚犯后，陈家尧开着白色面包车载着志愿者们返回法拉盛。

下午约4点30分，车在罗斯福大道与大学点大道交口短暂停靠。这里距离法拉盛新建的天广商城（Tangram）仅几个街区。商场内汇聚了泡泡玛特、名创优品等潮流亚洲品牌。年轻的华人情侣在橱窗前驻足依偎；楼上的美食广场人声鼎沸，空气中弥漫着奶茶和炸鸡的混合香气。

这些新一代移民中，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三十年前纽约华人社区经历过什么。在与他们擦肩而过的大叔大妈中，或许就有曾经在唐人街地下世界中叱咤一时的人物。随着华人帮派逐渐销声匿迹，一些前帮派头目在服刑出狱后转型为网络博主，在油管（YouTube）频道上讲述往昔，劝诫年轻人不要重蹈覆辙；有人金盆洗手；有人加入纽约市警成为警员；也有人像陈家尧一样，经历了自我救赎，转而帮助仍身陷其中的人。

还有一些人，比如与郑海光案件相关的帮派头目“阿广”，始终未被抓获，下落不明。而郑海光与卢扬豪——那些在那个动荡年代被卷入其中、被判数十年刑期的人——他们的故事，早已淡出公众视野，只在高墙之外被少数人记得。

陈家尧说：“他们已经付出了代价，不应该在监狱里终老。至少，他们应该获得回家、回到亲人身边的机会。”

卢扬豪目前正依据纽约州《人口贩运幸存者救济法案》（START Act）申请减刑。该法律允许人口贩运受害者在其犯罪行为直接源于被贩运的情况下申请重新量刑。他希望通过这一途径获得减刑，从而返回中国与家人团聚。

纽约华人监狱事工也发起请愿，呼吁布鲁克林法官德埃米克（Matthew D’Emic，音译）及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仔细考虑卢扬豪的申请，并为其争取公众支持。

与此同时，郑海光82岁的母亲陈月仙与妹妹郑凤萍仍在为他的提前获释而奔走。“作为母亲，我觉得很愧疚。”陈月仙含泪说道，“如果我们家当初没那么穷，就不会让他来美国，他也许就不会卷入那起绑架案。但我相信我儿子没有强奸别人。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我还活着的时候，能看到他重见天日的那天。”

而卢扬豪的母亲却已等不到这一天。2020年疫情期间，由于监狱防疫措施等限制，卢扬豪一度无法通过国际电话与国内的家人联系。数月后，他收到了母亲自杀身亡的消息。他说，母亲在与他失去联系后以为他在狱中去世，为当初鼓励他出国、以及听信仙君不认罪的建议而自责不已。

近30年的牢狱生活后，卢扬豪表示自己深感悔恨，但认为当年的选择也与年轻无知、受教育有限以及缺乏家庭引导有关。如今，他希望能回到中国，照顾年迈体弱、年过八旬的父亲，并接手家里的农活——那原本是家人希望他通过出国打拼能够摆脱的生活。

“他（父亲）前几天给我打电话。”卢扬豪轻声说。“他说，‘回来吧，儿子，回来吧。’”